兩會已經結束。從政府工作報告來看，今年經濟工作的主線是如何在經濟發(fā)展、調整結構和管理好通脹預期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無疑涉及到怎樣處理去年大規(guī)模刺激政策的退出問題。對此，溫總理在會后舉行的記者會上回答記者的有關提問時也作了明確的表述。從溫總理的相關表述中，可以窺視到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簡言之，就是因時而動，時進則進，時退則退，動靜不失其時。

　　之所以強調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會是因時而動，動靜不失其時，原因當然在于今年經濟形勢的復雜性。如果說，去年中國面臨的經濟形勢是近年來最困難的一年，那么，今年就是最復雜的一年。復雜體現(xiàn)在不確定的因素很多。正如溫總理在答記者問時所指出的，從外部經濟體來看，雖然世界經濟出現(xiàn)整體復蘇的趨勢，但一些主要經濟體失業(yè)率居高不下，一些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還在暴露，大宗商品和主要貨幣的匯率不穩(wěn)定，由于通脹的預期而使一些國家在政策的選擇上產生困難，這些都有可能使經濟復蘇的形勢出現(xiàn)反復，甚至二次探底。

　　從中國內部的經濟局勢來看，復雜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經濟雖然出現(xiàn)了企穩(wěn)回升，但許多企業(yè)的經營狀況還沒有根本好轉，它們主要靠政策在支撐；二是去年實施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加劇了經濟結構和發(fā)展方式本已存在的扭曲和失衡；三是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所引發(fā)的流動性過剩在導致樓市和股市等資產價格飛漲的同時，今年終于引致通脹預期。不久前公布的2月CPI漲幅達到2．7％，盡管這有春節(jié)的因素，但它離3％這一多數(shù)學者公認的通脹指數(shù)非常接近，因此可以說，通脹預期已經很明顯地擺在國人面前。四是還面臨著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

　　問題還在于，上述四個方面并不是單個發(fā)生作用，而是互為因果，相互支撐和強化。問題的嚴重性更在于，國際的因素和國內的因素也互相影響，互相傳遞。而對中國的宏觀調控部門來說，無論是之前的國際金融危機，還是后危機時代面對的全球和國內的經濟平衡難題，都超出了以往的調控經驗。這無疑為政策的抉擇增加了許多難度。如果宏觀調控的力度、節(jié)奏和重點把握不好，有可能使經濟回升向好的形勢發(fā)生震蕩，導致經濟增速在短暫恢復甚至兩位數(shù)飆升后再次下滑。這就要求我們在處理經濟發(fā)展、結構調整和管理好通脹預期之間，以及在使刺激政策抽身推出時，十分謹慎和靈活。

　　在上述諸關系中，有兩點需要特別強調，即如何來認識結構調整問題和通脹預期問題。對中國來說，結構問題并不是一個新問題，但是，中國的結構問題不只是一個產業(yè)的結構問題，而是一個包括地區(qū)差異、城鄉(xiāng)差異和貧富差異等在內的總體性結構問題。所以，調整經濟結構不僅僅指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說，結構調整其實就是發(fā)展方式的再造。這一問題已經不能再拖。當然，由于在過去發(fā)展中形成的利益剛性，要調整結構和轉變發(fā)展方式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一個長期過程，這就要求我們短期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必須和長期的調整結構相結合，否則，這種退出將導致中國經濟的再次衰退。這點不得不考慮。

　　同樣，通脹預期問題也決不能輕視。本輪通脹預期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是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但預期具有自我強化、自我實現(xiàn)的特點。如果放任通脹預期強化，社會公眾會據(jù)此調整經濟行為，遲早會變成現(xiàn)實的通脹。而從經濟史來看，歷次危機之后大都經歷資產被稀釋、物價上漲的階段。尤其在中國，通脹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個政治問題，通脹處理不好，足以影響社會穩(wěn)定。所以，溫總理才會說，這是一個讓他非常感到擔心的問題。如何管理好通脹，一般是后危機時代宏觀經濟的主要難題。

　　有鑒于此，溫總理在答記者問時提出了三點處理意見：即貨幣政策要保持貨幣流動性的合理充裕和利率的合理水平，同時要管好通脹預期；高度重視農業(yè)，千方百計使農業(yè)有一個好收成；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同時根據(jù)形勢的變化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把握好政策的方向、力度和效果。這三個方面清晰地揭示了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即因時而動，時進則進，時退則退，動靜不失其時。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它保證了國家政策的可預期問題。至于具體的政策動靜時點把握，則是一個技術判斷的問題。當然，為了判斷準確，需要我們隨時觀察中國和全球經濟的變化。